[ 吳丹紅 ]——(2002-8-18) / 已閱23009次
拒 證 1… 2… 2… 2>1
也就是說拒證的預期成本將大于預期收益，而作證的預期收益將大于預期成本，那么毫無疑問選擇作證這種策略的人會是大多數(shù)了。
誠然，上述分析只是從經(jīng)濟學的角度為證人行為選擇而設計的一種游戲模型，實際情況會比之復雜得多。但這種分析至少可以揭示：在證人拒證行為的背后存在著利益驅動力，要改變證人拒證行為，必須控制能支配其行為的利益因素。
三、社會學視角：證人拒證現(xiàn)象有著深厚的社會根源
首先，從傳統(tǒng)社會文化層面看證人拒證有著深厚的歷史原因。中國有著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，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(tǒng)文化雖然存在許多優(yōu)秀的東西，但也不可避免地遺留下大量落后的消極的文化內(nèi)容，它們會對形塑現(xiàn)代訴訟觀念產(chǎn)生巨大的阻力：（1）傳統(tǒng)文化中的封建意識、中庸之道、隱忍退讓等因素造成的“厭訴”心態(tài)，一直是許多證人不愿介入訴訟的慣性思維；（2）“和合文化”為底蘊的社會倫理要求人們以和為貴、息事寧人，祈求相安無事，進而在刑事訴訟中形成拒證以求互不得罪、明哲保身的普遍心理；（3）傳統(tǒng)社會中國家司法機關拷訊證人的做法至今仍令人心懷恐懼，“視法如畏途”，由此衍生的抵觸情緒難以完全消弭。
其次，從當今社會環(huán)境來看，證人拒證乃是一種生存策略：（1）從中國社會特征分析，中國乃是一個高度熟人化的社會，盡管20世紀末的中國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巨大變化，但這個“關系社會”的根基并未從根本上動搖，即使城市也有“網(wǎng)絡化熟人社會”之稱。在這樣的社會交往中，人際關系、人情無疑占有較重的分量。實際上每個人都身不由己地處在一個人情關系的網(wǎng)中，而且，由于中國居民的非流動性，被告人與證人之間熟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人們不愿意冒險地去破壞這張關系之網(wǎng)，甚至有可能在被告人“遇難”之時施以援手。蘇力先生曾舉例說，在這樣的社會中，即使知道本村某村民偷盜了國家的電線，但只要“兔子不吃窩邊草”，那么他的鄉(xiāng)親鄉(xiāng)友就不大可能愿意出庭作證支持公訴。（2）從中國社會目前現(xiàn)狀看，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社會轉軌時期，社會進步的同時也不可能避免地產(chǎn)生一些副效應，社會正義、社會正氣在當前受到了巨大的沖擊，導致治安狀況相對惡化。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下，刑事案件中的證人作證無疑是一種冒險，況且國家又尚不能給證人提供一個安全的作證環(huán)境。另外，從案件強度系數(shù)分析，越是嚴重的案件證人作證的恐懼感就越大，因此越是惡性案件法庭上越難見證人就不足為怪了。
需要說明的是，無論是傳統(tǒng)的力量還是環(huán)境的影響，并不是不能動搖的，關鍵在采取的方式。有人認為僅僅在法律上規(guī)定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就可以解決問題了，實在是過于單純。曾有位法學家告誡過，“法律制定者如果對那些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會條件缺乏眼力，他們就可能造就一個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�！�
四、法理學視角：義務不明確、權利義務失衡是證人拒證的制度原因
權利和義務一致,乃是法學的基本原理。因此，證人履行作證的義務應當與其作證應享有的權利聯(lián)系等在一起，而作證義務的履行又應當與不履義務的法律后果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然而，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關于證人作證義務的不明確性、權利義務的失衡性，乃是造成證人拒證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首先，刑事法第37條規(guī)定了“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，都有作證的義務”，從法理上分析這是一條義務性規(guī)范，但不履行義務會導致怎樣的法律責任卻無相應規(guī)定，不能不說是立法的一個疏漏。在實踐中，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，如果證人拒不出庭或以種種理由拒絕作證，法律竟然束手無策！而綜觀世界各國刑事訴訟法律對證人義務的規(guī)定，許多國家都是有法律制裁措施相隨的。當然，我國需不需要借鑒他國的做法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鑒這種做法，仍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，但法律對義務的不明確性卻亟待解決。
其次，關鍵的問題在于，對證人作證的權利保障至今困難重重，權利義務嚴重失衡。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籠統(tǒng)地規(guī)定了證人有經(jīng)濟求償權、獲得人身保護權等，但這些規(guī)定根本沒有也不可能落到實處，這就導致證人想作證也要伴以一定代價：第一，在當前生活條件并不十分優(yōu)越的條件下，對一個證人來說，作證所需的交通費、住宿費、誤工費等是一筆不小的開支，許多國家都有作證費用補償?shù)膶ｍ椃ㄒ?guī)，而我國刑事訴訟和有關法規(guī)中均未規(guī)定是否應當補償、由誰負責補償和如何補償?shù)然締栴}，致使證人要求經(jīng)濟補償?shù)恼埱髾喑蔀榭罩袠情w，就算要實行也是于法無據(jù)，長此以往必然會挫傷證人作證的積極性；第二，對于證人的安全保障制度尚未健全，導致證人作證顧慮重重。因為證人在刑事案件中作證的風險大于民事案件，證人的人身保護才顯得尤為重要，然而目前證人保護特別是事前、事中保護的缺失，以及證人保護范圍過窄、種類過少、機制不健全、人員不到位，加上打擊報復證人的事件得不到妥善解決，給證人作證蒙上了一層恐懼的陰影。第三，對于特殊證人未能賦予其免證特權，例如因夫妻關系、職業(yè)關系、公務關系等具有特定社會關系的人，國外一般都賦予其免證特權，以保護更重大的社會利益不受損害，并把證言特免權納入到整個權利保障體系之內(nèi)。我國能否借鑒證言特免權、在多大程度上賦予證人特免權，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，但這種從證人角度出發(fā)，保障證人權利的原則值得我們引鑒。
文章來源：《證據(jù)學論壇》第三卷，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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